湖南汝城县档案馆有一张边缘部分几乎被蛀虫蚀掉的借据复制品，借据上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生猪三头，重量五百零三斤，鸡一十二只重量四十二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叶祖令，公原（元）一九三四年冬。”图为在汝城县档案馆拍摄的红军第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留下的红军借据。 [保存到相册]

旧貌新颜：山中小镇变身湖南“南大门”

作家萧锋在《长征日记》中曾写下，攻占白石渡后，周恩来非常高兴，告诉战士们：“你们别看这是个小镇，它可是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

宜章古称“楚粤之孔道”，是南下广东的“咽喉”要道。如今，穿越血与火的历史烟云，红军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不仅滋养着老区人民的心灵，也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曾经一段时间以来，南来北往的车辆，都要途经宜章县。正是由于特殊的地域环境，使宜章成为全国超限超载“重灾区”。一向被人看好的交通优势，却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难言之隐”。

近年来，宜章县下猛药、用重典。终于在近几年，收获了成效。如今，这座被群山包围的城镇，随着道路的通畅，成为湖南的南大门。而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粤汉铁路，则变身白石渡一带工厂运送货物的“支线”。

在基础交通方面，厦蓉高速、衡武高速、宜章大道、G107西绕城线、黄莽公路等相继建成通车，宜章县形成了“两纵两横”高速公路网、“四纵一横”国省干线公路网和“蛛网式”农村公路网。

长征故事

　　一张红军借据 60年后兑现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还”、“买卖公平”……192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沙田墟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红军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军规”。虽然并非在长征期间颁布，但“第一军规”却为长征中的人民军队指明了方向。而对于红军严明的军纪，长征路上的老百姓同样深有体会。

在湖南汝城县档案馆，一张边缘部分几乎被蛀虫蚀掉的借据复制品，安放在陈列室里。借据上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一百零五担，生猪三头，重量五百零三斤，鸡一十二只重量四十二斤，此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具借人叶祖令，公原（元）一九三四年冬。”

这张借据的来历，官亨村村支书胡炳灯说，要从他的叔公胡四德讲起。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延寿瑶族乡官亨村。当地瑶民听说有军队来，害怕打仗，纷纷拿着粮食躲进山里。

族老胡四德悄悄下山喂猪，发现红军进村后，并没有闯进农户家，而是在宗祠、学校旁的巷道扎营，心里隐隐觉得这支军队与以前到村里的军队不同。红军告诉胡四德：“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会拿老百姓的东西，让老百姓下山吧。”

经过几天的观察，胡四德看到红军们每天只吃烤土豆，心里难受。于是，他号召村民为红军捐粮食。第二天，在胡四德带领下，从各家各户筹集到的105担稻谷、3头生猪、12只鸡送到了部队司务长叶祖令手中。红军离开时，叶祖令写下了这张借据给胡四德，并盖上了自己的印章，郑重地交给胡四德，告诉他今后可以兑换借据。

不过，胡四德从来没有跟家里人提过这张借据。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在家准备砌新灶台时，才从灶台的砖里发现了它。2006年后，汝城县政府按照当时的物价，兑现了1.5万元的“还款”。但胡运海并没有将这笔钱据为己有，而是拿出其中的1.3万余元，用于村里小学的建设。

老村民一直保留苏维埃硬币

在宜章县白石渡老湾村，一枚红军硬币的故事同样见证着红军的钢铁纪律。几年前，老湾村发掘红色旅游，65岁的村民邝日皓拿出家中珍藏了近80年的这枚硬币，虽然面值仅两角，却由于是当年红军在村里驻扎时使用过的，邝日皓一直当作“传家之宝”珍藏着。

这枚苏币上，正面写着面额为：贰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公历一九三二年，背面则画着一枚党徽，并标注了兑换原则：每五枚当一元。邝日皓说，这枚“传家之宝”是母亲留给他的。

据党史专家颜宝琳介绍，当年，红军在白石渡老湾村尾的小学堂里，设立了临时银行，收回红军在当地购买物资时使用的苏维埃钞票，并按比例兑换成“硬通货”银圆，以免让村民蒙受损失。“红军离开村子后，苏币就没法用了，所以红军特别设立银行兑换银圆，老百姓无不称道，赞赏红军是咱老百姓的军队。”据了解，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首批国币正式开印。在长征途中，红军仍然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钱币来购买日用品等，当红军从不同的阵地转移时，会跟所在地区村民以1:1的面值，把红军的钱币兑换成当时广泛流通的银圆。

邝日皓说，母亲当年为何没有兑换银圆，自己也不清楚。直到有一天，不识字的母亲找到苏币，问他上面写了什么，他才知道家里有这么一枚特殊的硬币。

传承者

　　一处红军墓

　　三代人坚守

在湖南嘉禾县甫口村，村口的赤珠岭山脚有一处红军墓，葬着34位红军战士的遗骨。在这里，彭家祖孙三代接力为红军守墓的故事流传已久，至今已82载。彭子文的爷爷彭助立、父亲彭作恭都是“守墓人”，轮到了彭子文，故事讲到了第三代。至于下一代，59岁的彭子文坦言，不强求儿子回乡守墓，但令他欣慰的是，儿子答应他会继续传承，只要有空就回来打理墓地。

1934年11月17日，中央红军“红星”纵队后卫部队渡过钟水河向蓝山土市方向前进，经过甫口村时，与国民党部队相遇，正面交锋在所难免，战斗从早上9时一直打到中午12时。次日，年仅9岁的彭作恭在父亲彭助立的带领下来到赤珠岭。只见牺牲的红军尸体，身上都被鲜血染红。年幼的彭作恭很害怕，父亲却说：“有什么好怕的，他们都是红军，是人民子弟兵，来救我们老百姓的。”于是，他带着儿子把这34具遗骸合葬了。

因国民党的军队还未离开，掩埋之事只能悄然进行。彭助立从附近河里找了块造型特殊的红色鹅卵石，放在坟上做记号，打算来年能够上坟祭拜。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红军土坟悄然出现在赤珠岭山脚下。

彭助立离世后，彭作恭担起了守墓的重任。1975年，墓地仍只是个小坟头，连块石碑也没有，如何让后人瞻仰？于是，彭作恭决意给红军烈士立块碑。为此，他甚至“冒犯”了先辈，差点得罪了一众亲人。彭子文回忆，那时父亲的工资不高，根本没有余款立碑。他思来想去，向族兄族弟提出把自己祖父坟前的墓碑挖出来换做成红军烈士的墓碑。在他的反复劝说下，亲人总算被说动了，石碑立了起来。他还把祖父墓碑上的碑文改写成了“红军烈士永垂不朽”。之后，他又组织甫南中学的师生，在红军墓周围栽种了松柏，并在往后每年的清明节，组织师生前来为红军烈士扫墓。

2013年，彭作恭离世。他定居长沙多年的儿子彭子文，为了守墓，最终选择回到家乡。

彭家祖孙三代，见证着这座红军墓，从一个小坟包、到一块简陋的石碑、再到如今松柏环绕的红军墓；也见证了通往红军墓的路，从羊肠小道，到石板路，再到现在的水泥路。墓在变，路也在变，但守墓的彭家人始终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