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2月3日，著名作家老舍诞辰。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城市贫民家庭。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老舍的作品是以表现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与愿望，特别是表现北京的城市贫民而著称。他创作的《四世同堂》、《龙须沟》、《十五贯》、《茶馆》、《方珍珠》等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代表作，不仅被搬上银幕还被译成多种文字。1966年8月26日，老舍在北京逝世。

本文摘自《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傅光明、郑实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傅光明：您记得老舍先生当时是以一种什么心情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胡絜青：老舍觉得“文化大革命”是沾着“文化”两字。最先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找他，然后在对过儿—全国文联，他打了两次电话，人家都没给他回信。到后来他就给北京文联打。文联那时已经进入解放军，知道解放军吗?解放军那时候就是一种误会，“啊，你出来了，我们欢迎你”。这样呢，第二天来车接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正斗萧军，没完没了地斗萧军，他就在旁边听着，听回来我就问，这是斗什么?他跟我说，不是按照文艺，竟说他家里头的婚姻事务、爱情，唉呀，没完没了，都是小事情。天又特热，后来解放军就说：你呀，改天来听，下午他们都要写大字报，你也甭写，就回去得了。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自己吐血，吐了一痰桶血，我就害怕了，就直接给送到北京医院去了。我去看他，他问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形势越来越扩大，把“四条汉子”已经揪出来了，让他们穿上大坎肩儿，上头呢是白字。老舍听见就一直皱着眉头，没等着我让他回来，大夫也没答应他回来，他自己就在7月31日回来了，他说在这期间正开国务会议，国务会议时还是要去。

傅光明：老舍先生回家以后，跟您说过些什么吗?

胡絜青：说为什么写话剧呢?因为不管认识字不认识字，对新社会、新事物，他一目了然，完全立体地看。所以就拼命来写现在的东西，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在清河已经把学校的教授和中央直系的700多人拉到清河，没有老舍。在北京饭店圈着五六百人，也没有老舍。老舍说没有我，我也有必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后来，他也没听我的话，二十几号他又去了，正赶上文联有坏分子挑拨说，把牛鬼蛇神都戴上牌子，上国子监去烧戏行头。因为他是算陪绑的，他在紧后面这一排，前一排是戏剧武把子这一班，正在后院住，他们整个出来，就拿十八般武器呀，把人打了，紧后头一个女孩拿了一把宝剑在后面，把老舍脑袋劈了，就流血了。之后，还要继续带到文联去，牛鬼蛇神都得斗。到了中午，他已经回不来了，就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还有事情没完，不能回来吃饭了。到了晚上，说要继续开会，我不能回来了。等到夜里11点多钟，一个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尽快来吧，把老舍接回去。我问去哪接?上西单牌楼。他也不说西单牌楼在哪儿。

我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公共汽车也没有了，无轨电车也没有了，我就顺着王府井大街一直走，碰着一辆三轮车，蹬车的是个老先生，我跟他说，现在有一个老先生在西城开会，没有车，回不来了，我去接他。他很瘦，你的车上可以坐两个人，我搂着他就能回来。老头同意了，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老舍。后来去了派出所，红卫兵还把得挺严的，但派出所民警好多都认识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陪审员。他们说，您先等一等，我们先打电话给文联。等到一点多钟以后了，才说可以回来了。

我始终就没见着老舍在哪儿。我就坐在一进门的一个长凳子上，里面有个小套间，然后他们就说，您可以把老舍接回去了。我进去之后，看见老舍在一个空桌子上拄着脑袋，头上用白绸子蒙着，全是血。见着我，我说，我来接你。他就使劲攥着我手。我就搀着他出来。我坐在三轮车上头，让他坐在下头。我搂着他，才回去的。

回去之后，我就怕出意外，他的卧室和书房是一个套间，我把剪子、小裁纸刀什么的都拿开。老舍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上我拿着棉花，把他头上的白布打开擦血，擦身上的血。他把衣服换了之后，说还得继续去单位。我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去了，你在家好好休息。他说，不行，我还得去。这事情我得说清楚了。我要跟他去，他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画院也有“文化大革命”。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说得很坚决，要单独去。没想到，我刚出去没有五分钟，他就夹着一个包儿，跟舒乙的小女孩，才四岁，说，爷爷要出去了，再见!跟她握握手，就出去了。然后就再没见。

后来夜里11点钟，也是一个陌生人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没有公共汽车了，你赶快上太平湖。我一听，知道不好了，就拿着工作证、户口本、钱，坐着无轨车，到太平湖。这是一个不收钱的野的公园，没有框，什么也没有，我就摸着黑进去，也没有灯，走了一半，有个灯光，一问呢，是养鱼场一个老头。我问他，是不是有人在这儿投河了?他说，白天，有一个老头，以为是退休的呢，他坐在椅子上不动，拿着毛主席诗词一直念了一天。到了晚上之后，没人了，他自己投河了。投河的时候可能是两只腿站在岸上，头浸下去了。

这个养鱼的老头带着我过了一座小桥，他的衣服挂在矮的树棵子上了。看地上，是一个席子，露着两只脚，没看见头，两只鞋是同升和千层底的布鞋，鞋底子完全是白的，袜子也是白的。我在那儿借的电话，找文联，对方说让我等着，待会儿来车。后来来了四个杠夫，一个透明的玻璃棺材。老舍的肚子里没水，鼻子有血。我跟着汽车到八宝山。到了那里，已经夜里一点钟了。

凡是投水的人，一概没有骨灰，我说那就是骨灰献给天地了。签完字，我从那儿走回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钟。一个人由八宝山自己走回家来的。

8月23日那天，他被打得很厉害。后来听说是在文联，他们让他跪在两层砖上，由上头给打到地下，受苦受得很厉害。我知道之后，在院子里吐水，什么也吃不了。可巧二十六中的学生到这儿来接收，有个学生说，老舍已经故去了，是非自有明白。可能是高三或是高二的学生，非常明白，说，你不能跟老舍一样去死。因为你还有儿女，后事不能这样完。我们不能在这儿看着，你什么时候有情况随时打电话，电话不拆。我们知道了就来。你无论如何，上厨房自己做点面，吃完之后，我们看着你睡觉，然后我们再走。让我们来破“四旧”，我们也不懂。什么是“四旧”你自己看。

傅光明：去太平湖是舒乙陪您去的吗?

胡絜青：先是给舒乙打的电话。舒乙去了之后绕了半天等着。我因为是夜里一点钟才去的，他找不着我，他就回家了，两人没碰头。可能倘若有他，骨灰不至于就没了。

傅光明：就是说是您一个人送老舍先生的遗体去的八宝山?

胡絜青：因为那天我家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头儿，让他陪着我去的，一直跟着我。八宝山那时候死人特别多。1978年给老舍平反时，在八宝山非常轰动，八宝山里面都是人，满满的，大街上人也非常多。好多人都说，老舍一直是爱国的。邓大姐在没有正式纪念的时候，先半点钟来了，把我叫到休息室，当场跟我说，你真坚强呀，让你儿女跟你学。倘若要是没有打倒“四人帮”，你、我都活不了。这是邓大姐亲口跟我说的。

傅光明：老舍去世前一天，从文联回家以后没跟您说过什么吗?

胡絜青：什么也没说，他自己觉得那五百多人没有他，七百多人也没有他。全国文联斗田汉、夏衍，也没他，所以他才给文联打电话要去。不想一去就那么样儿了。……回来之后，老舍跟我说，我希望把我的委屈说说，你写，写完之后让人给寄了去。那时只能寄。我儿子把我写的这个贴在身上，那时都夜里三点钟了，总理已经睡了，秘书接进去了，说，老舍已经没有了，你安心等待我们把老舍找着。特意给我打来电话。那时候还不知道老舍死，就知道他第二天失踪了。跟我要人，文联来的人所有的墙都敲敲打打。上头有一个窟窿，还爬上去看看老舍是不是藏里头了。……

傅光明：您是说是您一人送老舍去八宝山的?

胡絜青：是我自己跟着棺材走的。

傅光明：老舍那天回家后，您看没看出他当时的状态很不好?

胡絜青：他很少在家里说家长里短。第二天早上我特意让老杨买了焦圈，买了烧饼，熬的粥，他一点都没吃。他告诉我说，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我们两人不要掺和，我上我的机关，你上你的机关。我就傻子似地听他这个了。要是多留一个心眼，他出去我跟着，兴许就不会出事了。

傅光明：您帮他擦伤口时，他有没有说什么?

胡絜青：没办法，那时候统战部都打烂了。

傅光明：老舍让您写个东西交给总理，那时候说什么了吗?

胡絜青：他让我拿笔，他写完了之后，就睡觉了。他在他的屋睡，我在我的屋睡。

傅光明：是老舍先生自己写的?

胡絜青：他说的，我写的。我写完之后，让我儿子、我二女儿一直跟着到那儿见总理。总理那时已经睡觉了，秘书说他传达。第二天就说，总理知道了，老舍务必找到。

傅光明：当时老舍说您写的那个东西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

胡絜青：他让我写的就是：我由旧社会受苦受难，我写小说不算一回事。解放后解放军和毛主席、周总理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报答党的恩情，我一定要把新社会一切事情告诉大家。就这么写的。文章已经不在了，已经拿到总理那儿去了，要不邓大姐一见面就说我坚强，熬过来真不容易。

傅光明：老舍回家时没跟您讲文联挨斗挨打的事?或者对运动的看法?

胡絜青：他什么也不说。在我刚结婚时，第二天早上他就告诉我说，凡是你看我坐在那里抽烟，你别跟我搭话，我不是跟你闹别扭，是我正在想小说呢。由那时起，凡是他自己上屋里去，我都不干扰他。儿女们也知道，也不上他屋里干扰。有时他需要什么东西，买袜子啦，买小衬衫啦，买大衣，写一张条儿给我。我整个就是他的买办。就这么个情形，很少说话。

傅光明：他当时有没有委屈、愤怒、不满的表示?

胡絜青：没有，他当时攥着我的手，哆嗦得很厉害。据别人说在国子监挨打时，脸色——那种气愤的样子有人看出来，情况不好。说脸色煞白，那种不服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们就说这老先生看情形不好。从派出所回来时，我当时穿了一件大衣，我把大衣脱下来给他穿上，我自己穿一个小褂。我怕他摔下来，就搂着他。

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社会交待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冲进屋内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他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只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街上到处找，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就上前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帮个忙，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终于被我说得感动了，我俩才坐上他的车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了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得其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我拗不过他，只好默默地把他房间里的剪刀、皮带等可能致他于意外的东西统统拿走，锁到另一个房间里。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也预感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四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爷爷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的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小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打电话，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那儿有一个老头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着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先生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说，你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就爬上车，守在他的身旁，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了。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我忙合十作揖说，那就谢天谢地了。(后来骨灰还是保存了，也许是上边什么人知道了吧!)

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先回去，如果等还早呢，我就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五点多钟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都在极“左”思潮压制下，被迫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

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拨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发下了话，他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