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所不知到一无所知 抗战中的日军 “中国通”

　　近年来，国内反映抗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塑造一个对中国了解比较深的大反派“中国通”形象。实际上，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军队尤其是陆军内部，确实有一群被称为“中国通”的军人：与其他日军军官相比，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通晓中国军队的特点，了解中国政治人物的秘辛，他们中不少人曾在中国军界政界混迹多年，能够熟练地用汉语进行交流。

　　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中国通”呢？

　　“大佬”级“中国通”成名于北洋时代

　　在日本军队内部，“中国通”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中国通”是对中国有一定了解，能够对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进行解析的军官。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中有一大批中高级军官符合这样的条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几乎都是在情报领域造诣比较深的日本军人。第一类是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这些军官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时选修汉语，进入日军参谋本部后主要研究与中国相关的情报及战略战术。参谋本部中国课的滥觞，是明治时期“征韩论”和“征台论”催生的陆军省参谋局第二课，1916年，参谋本部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部中正式建立了“中国情报担当课”，这是一战后日本正式将下一步侵略重点放在中国的表现。

　　除了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以外，日本驻华使领馆的情报武官以及驻华特务机关人员，都会被认为是日军第一流的“中国通”。名义上，驻中国的日本武官统一受日本驻华公使（1935年以后为驻华大使）的指挥，实际上，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武官大多直接接受日军参谋总长的控制。除了先后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间迁移的驻华公使馆正式武官外，日军还在上海、济南、福州、南京、广州和汉口设立了专门的“特派武官”，这些所谓的“武官”缺乏可靠的外交官身份，但在各自所在的区域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临时动员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租界驻军。第一名驻中国的“特派武官”稻叶正夫，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日本参谋本部紧急派往上海的，他的任务，就是根据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协调日军当时在中国的驻军和其他军事人员。

　　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情报机关，这些年经过国内文艺作品的渲染，被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这些情报机关，大部分是由各地“特派武官”在自己的私人班底基础上建立，或是在日军租界驻军基础上组建。日军参谋本部在20世纪20年代派兵干涉西伯利亚前，长期对中国各地“特派武官”自行建立的情报机关采取“不承认不干涉”的态度，这使得日本在华的特务机关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各机关之间缺乏合作，内部结构迥然不同。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驻中国的特务机关呈现爆炸性增长，但这使得各单位之间在职能上出现重叠，但由于日军“中国通”的数量较为有限，大部分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较低。

　　除了以上几类“中国通”以外，日军中狭义的“中国通”还包括在中国活动的日本“军事顾问”。在日军中，军事顾问的正式称谓是“应聘将校”，顾名思义是由中国各派系招募，担任军事顾问角色的日军军官。日本军事顾问在中国活动的高峰出现在从辛亥革命爆发到“皇姑屯事件”，在这不到20年时间里，日本军人活跃在中国各派军阀之间，一度影响甚至控制了中国的军事、外交和政治的方方面面。日军中公认的几位“大佬”级“中国通”，如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等人，都成名于中国军阀时代。随着张作霖被炸死，以及南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引入来自苏联、德国的军事顾问，日本顾问在中国军队中一家独大的情况被彻底打破。

　　“中国通”们互相拆台

　　讨论过“中国通”的定义，我们再来说说“中国通”的培养。日军对“中国通”的培养，主要得益于日本国家战略方向的影响，虽起步于甲午战争之前，但到日俄战争时期才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模式。

　　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军根据“征韩论”和“征台论”，就考虑培养针对中国的专业情报参谋人员，这一计划最初是以“清国派遣”的形式进行的。不过，甲午战争前日军在中国培养“中国通”方面始终收效甚微，一方面日军当时正在疯狂地学习西方列强，青年军官内部经常就到底应该学习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发生争执。但“亲西方派”在轻视中国方面，却步调一致，因此即便陆士和陆大很早就建立了汉语教育课程，却应者寥寥。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之间的交流有限，在中国定居的日侨可谓凤毛麟角。1873年，日军第一批“清国派遣”军官来到天津后发现，除了日本本愿寺派来传教的僧侣外，全天津仅有日侨一人。